本帖最后由 射蛟台下 于 2023-6-7 09:45 编辑
又逢一年高考,全城严阵以待,空气有些凝固,电视里、公交上、菜场边,无处无时不在的高考话题。 唉!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高考变得如此入心入骨、比山重、比天大了? “想当年”,这是一个被岁月无情销蚀尽了当年光彩,面对当前世界只剩下无奈的老人通常发出的喟叹。 没有了现实可期的未来,只有了残梦里的当年。 想当年,那是50多年前,改革开放前的末代高考。当然,那时节,大家并没有意识到。 我来自于当时安庆地区的一个县城枞阳,当时我们县也就这一所高中。因为四九年后的分县和高中合并,原本属于我们县的优质资源(如鼎鼎有名的慈尚淦、方不圆)只能全部流失到了枞阳人吴汝伦创办的那所名牌中学。 我曾经在中考中不经意的名列全县第二(在老师眼里,我并不算个认真向学的好学生),这还是分管全县文教体卫的父亲不经意地从文教局打听得到的,老人家淡淡地给了两个字:“还好!” 但我既不能上安庆一中,也不能上桐城中学,还只能在这所新设不久的高中部继续就读,原因是当时我们中学领导对我们本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全部强制禁填外地志愿。 记得打听到我的中考成绩后,父亲才不经意的问到我的中考志愿怎么填报的(老人家也太不经意我的中考了),我据实回答,主管此事的父亲竟然浑然不知,淡淡地说道:那就在这儿读吧!这明明就是对我三年后高考的毫不经意! 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我们的高三班主任,在班上推波助澜,掀起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对全身心投入高考准备的大批判。弄得班上神鬼不宁,且形成了以不学习为荣,不努力为革命的诡异气氛。而我,似乎无形中被列入白专(实际上是不白也不专)的典型,而战战兢兢,惴惴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沦落到自暴自弃的边缘。 到今天,我才联想到我的高中两任班主任。一向天真无邪的我,竟被当成了全班唯一不得入团的坏学生,给我的评语极具杀伤力。对此,我一向傻傻地默然痛苦地承受着,就只当作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考验。 只是前年,议论及此,一位熟悉这两位的亲人也颇为不解,问:按说不能呀!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找过老爹爹呢? 一语唤醒梦中人。且只能一声叹息,一向清正的老头子的确成了坑娃的爹! 这且不说也罢.......本就平庸的我,本也只匹配这后来的结果。 公元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三日,我们从县城步行三公里,坐上芜湖与安庆之间开行的小火轮,摇摇晃晃,大约经历二个小时,总算看到了那座标志性的宝塔。傍晚,住进了安庆二中的腾出的学生宿舍。我们除了带上了一张草席、一套换洗衣、文具、毛巾、牙刷、牙膏以外,其它如书呀什么的也没带。一切听命了,心里并没有什么激情,没有期望,没有恐惧,只有近于麻木的茫然。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半个世纪之前,这儿就是祖父从教的地方,因为这是安徽女子师范的原址所在。本来她应给我带来佑护、慰藉和温馨。 可是,到了晚上,按规定的时间,熄灯了。一到床上,我就开始折腾。这是因为我被折腾了,上有飞机,下有坦克,交相攻击。说白了就是空中有蚊子,床面有臭虫,你只有不停地拍,不停地掐,身上奇痒无比,彻夜难眠,这是我从未尝受过的滋味。我到今还不明白:堂堂安庆第二中学的领导,是怎么管理这所学校的?纵然一所农村中学,想必也不至于如此不堪? 唉,前天,我还和妻子说,当年哪能想像,路途不便的孩子,还有可能在家长的陪同下住进宾馆呢?就这样连续几天的痛苦煎熬,我还没法和谁说去,回家也没有和爸妈说起,那年头,吃苦是当然的,值得说吗?娇气的你! 整个高考,我就是半睡半醒的过来的,脑子晕晕,心情沮丧。考数学这天,在考场外边,数学老师吴斌臣将他心目中的得意弟子,身兼语言、数学课代表的我拉到身边,摘下手上的手表,戴到我的手上,深情叮咛:“XX,掌握好时间,就看你的了!” 走出考场,守在考场外的吴老师迫不及待地冲上来,一把抓起我的手,问:“题目怎么样?”我竟将手猛地一摔,极没教养地吼了一声:“别问了!”说罢忿然离去,走不多远,一看,吴老师的手表还在我的手上,我转过身来,可怜的吴老师还木然地杵在那里,脸色煞白。 忘不了丑陋的这一幕,拂不去的羞耻和痛悔。 考场里,每张桌子下地面上放了冰,一进屋,就透过来一股凉气,尽管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热的滋味。 每个考场的学生是混搭的, 我们这间教室里,有同校302班的,还有来自铜陵中学的。 第二天上午,好像是考外语,与我同一考场的302班的女同学殷精卫,不知发了什么病,突然举手要求离开。老师准许了,按当时的规定,她这一场,就没有再能回来。她是我们这两个斑中最聪明的女孩,学习成绩在女生中是数一数二的,说起来,还是我大嫂娘家的亲侄女。他当然没有考上,说真的,她就是考完了全场,也必是上不了大学,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在第三天下午考化学的时候,有位来自铜陵的女生被监考老师拎了出去,后经在外的女老师检查确认,就再也没有继续下面的考试。原因是发现她在作弊。她将写有化学公式的卡片用一根橡皮筋连接到裙子里面裤腰带上,需要时拉将出来,用过后,弹了回去。在当时,能动这个心思,也算是灵活运用上了最新的高科技了。 考前考后,气氛始终十分平淡,考砸的,一会儿就烟消云散,有说有笑了。考好了的,也没有洋洋自得。开赴安庆前,没有家长来校叮咛,没有家长前往壮行。安庆市区,没有一点异样的气氛,生活一切照旧。回到了家,爸妈也就像一切不曾发生过一样。只是过了好一阵子,老爷子淡淡地问了句:“能考上吗?”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就合工大吧!” 志愿是考前稀里糊涂地填上的,没人指导。我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南京工学院建筑学,因为我自以为(只是自以为!)长于书画,文理兼通,梦想做个建筑设计师,成就一座流传后世的建筑,像我心中的偶像梁思成那样。可他在清华,而我自知才拙,尤其原已心灰意冷,于我当是望尘莫及,好歹南工的建筑学在国内仅次于清华。我的物理老师季信芳不知从哪儿看到我的志愿表,路上相遇时对我说:“你的志愿太保守了。” 结果呢?竟然是天命使然,一语中的。我遂了第一张表六个志愿的垫底志愿,好歹是当时65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合工大机械系好歹收留了我。 这一年,入学平均分低我们班2分多,吴斌臣老师当班主任的302班,以录取百分率高出五个点还多的成绩反超。这些情节自是后话。 话说回来,还是回到考场内外,如今这大敌当前的阵仗,这满城绷紧的气氛,生怕出个声响,生怕变个节奏,至于吗? 我的两个孩子,大的也参加过高考,那是1990年,也就公交来去的,也就到石化天桥公交站接过一次,这还是紧邻老友江晓初邀约的,我俩的女儿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学(且大学也是同学,且至今同在杭州)。 什么缘故?是社会形态变得严峻了?是孩子身心变得脆弱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这样的状况,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我不明白。 于是,从电视里看到高考的画面,我这个脱离时代的老人,又是一声喟叹:想当年……
补记:以当时暗中算计我的班主任所给的评语的严峻情势,我还是得以被录取了。这得感激从没有教过我课的非亲非故的外地人江明月老师。1967年夏天回家,从父亲口中得知,从学校调到文化馆工作的美术老师江明月偶然和赋闲在家的父亲谈起我的高考政审,是他顶住了一些人的非议,以无可辩驳的理由,下了“可以录取一般院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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